若干年前,在评论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著时,笔者曾将1950-1960年代文学描述成“襁褓中的社会主义文学”①。它是初生的、短暂的、新颖的;又在动荡中探索和发展,不断遭受干扰和打断,不断被后来的历史叙述所重构。“文革”中它被定性为执行了一条“文艺黑线”。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并没有得到充分梳理与总结,20世纪80年代文学信奉“个人化”“现代化”“去政治化”,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观又表现出
摘 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围绕萧也牧创作问题而展开的系列批评活动中,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陈涌的以“小资产阶级倾向”为核心发展出来的延安文艺批评路径有着细微而深刻的不同。历史地来看,冯雪峰批评中持有的立场、修辞来自在1940年代与朱光潜有关“趣味”问题的对话关系中形成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冯雪峰批评路径中的“趣味”提法并非道德化修辞的出
摘 要:作为宗璞早期的代表作,《红豆》获得了极高的讨论度,而跨越不同时代政治语境中的讨论都充分注意到“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以及知识分子在“十字路口”的抉择,但对其叙事中的情感作用机制却缺乏充分的阐释。通过将之与宗璞小说处女作《A.K.C》(1947年)对读,发现跨越新旧中国的时间界限,《红豆》(1956年)也一样对于“恋爱”有着从古典的感伤主义中得来的“文本性态度”,不同的是前者是构筑了一道隔绝时
编者按:本刊自2023年初开设“文学跨媒介传播研究”专栏以来,集中刊发了一批文学跨媒介传播研究的精彩个案成果。目前,学界对文学跨媒介、跨区域、跨文化传播话题的关注正在持续升温,研究者们力图通过典型个案剖析,聚焦文学传播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从不同媒介技术构成的“整体传媒结构”出发,揭示中国文艺传播及其发展规律,并在跨学科的视野中重审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本期集中刊发三篇研究文章。高菲的《“情”动于“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最大程度发挥街头剧的动员宣传效能,戏剧工作者们设计出了一种“事件化”的实践方案。此方案的核心在于以“声音”为方法,借助诉诸听觉的“说”“唱”实践,从根本上贴切民众的感觉和认知结构,在“情、理、事”之间开掘出一关联机制,从而使民众在“弄假成真”的基础上产生情感共振,进而将之“引诱到一个实际的行动中去”,由事件的“旁观者”转换为“发声者”。以《放下你的鞭子》的一次演出实况为
摘 要:《小二黑结婚》的本事源于民间,赵树理对民间事件的加工包含着艺术和政治的考量。小说还未定稿即被改编成剧本并被搬上乡村舞台,之后又被改编成歌剧、鼓词、电影、话剧、连环画、快板、郿鄠剧、秧歌剧、豫剧、花鼓戏等多种艺术形式,《小二黑结婚》也得以完成跨媒介传播。《小二黑结婚》的各种改编本,相较原作,其变化主要体现在重构人物角色、强调公共空间、化用传统意象及借助方言土语等方面。探讨诸改编本中的“变”
摘 要:在跨媒介艺术实践与研究范式推动下,回溯至“十七年”革命诗歌经典《一个和八个》在新时期的电影改编。围绕个体意识、形式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诉求,影片突破源诗单一英雄人物的塑造,走向多元个体形象;利用视觉媒介特性与图像象征功能,从冲突叙事走向情感叙事;在语言特性转化上,规避政治性,构建民间声音和民族图像。在文艺现代化探索下,影片开拓“十七年”诗歌内部的异端资源,与新时期意识、艺术媒介共同作用,
摘 要:1990年代,随着整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向着市场化、城市化和世俗化、多元化的重大转型,市民社会及其文化意识崛起,进入黑格尔所界定的“散文时代”。诗人们投入随笔写作参与“散文热”,保持与读者大众的密切联系,既帮助自己度过置身于陌生时代环境的心理适应期与写作困难期,又在“历史”强行进入视野之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形成新的诗学观念、文体意识。而与“散文热”中媚俗的时尚主流不同,对“散文时
摘 要: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九叶派诗人兼批评家郑敏(1920-2022)编译出版的《美国当代诗歌》(1987)为崛起中的朦胧诗派与后朦胧诗派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刷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与写作方向。作为诗人译诗的学院派译者,郑敏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尽可能保持着某种平衡,又基于跨文化翻译、结构—解构批评的视角,适当地进行了译文的“改写”与“操纵”。实际上,对美国后现代诗歌的译介与阐释也
摘 要:关爱和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论著五种》是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及相关领域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和显著成绩,也是新时期以来四十多年间近代文学研究成就的有力展示。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体现出自觉的难度意识、长远的建设意识、圆融的贯通意识、高远的前瞻意识和果敢的引领意识,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特色。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四代学人的杰出代表,关爱和教授的近代文学研究留下了富于启发性、引导性的学术经验,且具
摘 要:《天问》是以诗歌方式写作的哲学韵文,一方面蕴藏着历史哲学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呈现出瑰丽的神话文学色彩。《天问》是诗歌与哲学、历史与神话等因素相互渗透的精神产品。从美学视角考察,《天问》是一个“综合性结构文本”,呈现出诗歌与哲学的完美融合。 关键词:诗歌;哲学;综合性文本 《天问》是上古时代的一篇奇异瑰丽的综合性文本,融汇着哲学、历史、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诸种要素。在文体意义上,《
摘 要:孔子的艺术精神在“诗兴”中得以充分彰显。从“育人”的视角看,孔子通过删订诗歌、诠释诗篇、活用诗文、营造情境式的学诗体验等活动多层次地发挥诗兴的力量,彰显人性中的自由、自觉、平等等价值。“诗兴”蕴涵着对人的三个层次的“还原”:一、将人还原到知识与经验之前,以审美的状态来感发人性;二、将人还原到与诗的文本相关的阅读体验中,让读者以行动∕实践工夫将学诗之体验内化于身心;三、透过仪式和共感,将人
摘 要:在清末启蒙与救亡的语境中,唱歌因被视作改造国民品质的有效方式而被纳入学堂科目。作为清末新式教育的先行者,金天羽是学堂乐歌编选潮流中的重要一员。金编唱歌集目前可见《国民唱歌》第二集和《新中国唱歌集》初编、二编、三编。在唱歌集编选及创作实践中,金天羽以自身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的多重身份,表达了以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为主题的革命思想、以培育男女平权之新国民为目标的教育思想和诗界维新之文
摘 要:作为冀察热辽解放区革命音乐史的书写者与见证者,安波不仅创作了大量革命音乐作品助力革命现实斗争,而且还创办与领导了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为内蒙古地区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同时,他继承延安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搜集整理大量东蒙民歌并编辑成集,为内蒙古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卓越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内部成员团结互助的宝贵精神与集体智慧,对于新时代弘扬北疆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
摘 要:近代文学理论家黄人的文集已为时贤搜集出版,作为后裔,最近在整理黄人遗稿时发现一份手稿,经辨认核查,正是黄人1913年为东吴大学校刊改名《东吴》时所撰发刊词,这应是现今发现的黄人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为目前出版的黄人文集所失收。 关键词:黄人;手稿;集外文;《东吴发刊词》 最近,我在整理曾祖父黄人遗物时发现一篇手稿,经辨认是黄人为东吴大学出版的学报《东吴》撰写的发刊词。这期《东吴》出版于民
摘 要:蔡元培1930年代的七篇演讲记录为《蔡元培全集》所未收,分别是在第四届全国运动大会期间的两篇演说,在华东基督教教育会第十六届年会的演说,在同济大学的两次演说,在现代德国印刷展上的演讲和在著名报人李浩然五十寿宴上的讲话。它们的发现,无疑将有助于《蔡元培全集》的修订与完善,同时亦裨益于我们深入认识与研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生平活动和人际交往等。 关键词:蔡元培;演说;教育思想;人际交往 作
摘 要:金梁吟社是20世纪30年代河南大学师生成立的一个诗社。在邵瑞彭等教授指导下,诗社成员邵瑞彭、段凌辰、武穆姚、涂公遂、潘世锡、朱守一、李瑷璨等创作出一批优秀诗词作品。金梁吟社存续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培养了一批人才,其大量作品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金梁吟社;社员;后湖禊集 金梁吟社是20世纪30年代河南大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社团,是河南的一个重要校园诗社,也是中国现代
摘 要:卞之琳诗歌充分调动语言符号的动态运作及意义生成功能,创造出事类之间、主客体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界限消融的效果,从这一视角出发,也可发现卞之琳1938年后的诗歌与前期诗歌之间“转变”中的连续性。 关键词:卞之琳;诗歌;符号;界限 袁可嘉认为卞之琳的诗歌属于“中国现代主义”①,张曼仪认为卞之琳诗歌难以归类②,两者都认为卞之琳为中国现代诗歌带来了新质。毋庸置疑,卞之琳的诗歌受到T.S.艾略
摘 要:1982年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是汪曾祺新时期“复出”时面世的第一部小说集,其中收入的《鸡鸭名家》经过大量修改,与其他小说修改情况明显不同。《鸡鸭名家》选集本相对于初版本的文字异动之处和有关史料表明,汪曾祺在1980年代大量修改该小说是出于以下原因:在创作观念方面,汪曾祺晚年审美趣味走向平淡、节制;小说叙述回归现实主义传统。在历史原因方面,汪曾祺的修改反映了1940年代适夷《一九四八年
摘 要:1925年是鲁迅杂文创作的迸发时期,“而已”修辞也在此时达到高峰。“而已”在1925年的修辞转向展现了鲁迅被“小事情”纠缠的受困状态,以及对杂文写作原点的自觉发现。结合1925年的语境,发现鲁迅之“而已”修辞的独特之处在于“小事情”的投射,其杂文语言具有否定性、调侃性、曲折性特点,从语言层面体现了鲁迅对杂文文体价值的自觉体认。同时,以“而已”修辞为窗口,可见鲁迅“杂文自觉”产生的内在原因